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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已真实回归，但驱动因素不同于2008年。
当前，AI热潮与地缘政治紧张正深刻重塑资本流动与贸易格局。AI一方面通过金融渠道吸引全球资本涌入美国股市，维系美国作为主要逆差经济体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贸易渠道推高数据中心、芯片等进口需求，扩大美国贸易逆差。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了失衡的集中：俄乌冲突削弱欧洲顺差能力，使其他顺差地区承担更大调整压力；投资者更看重安全与联盟关系，强化了美元的避险地位，并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人民币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失灵。
传统宏观政策工具已不足以应对当前局面，全球治理必须将技术领导力分布与地缘政治风险的非对称性纳入考量。
——徐奇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盼盼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本文2026年4月8日首发于《南华早报》，详见文末“阅读原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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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又回来了。但这并不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那种失衡的简单重演。当时的逻辑相对清晰：以中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储蓄过多，而美国消费过多。相应地，至少在理论上，解决办法也很明确：顺差国应更多依靠内需，逆差国应提高储蓄，汇率也应进行相应调整。
这一分析框架今天依然有意义，但它已不足以解释新的现实挑战。当前全球失衡，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两股新力量的塑造：一是AI热潮，二是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二者共同改变了资本流向、贸易格局演变，以及传统调整机制为何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效。
先看全球失衡的基本结构。
顺差方分布在多个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德国、韩国，以及一些能源出口国。相比之下，逆差方则高度集中，美国仍然是全球储蓄的最主要吸收者。
这种集中本身就很重要。一个由单一国家吸收全球过剩储蓄大头的世界，本质上更脆弱。这个国家的资产价格波动、政治变化或政策选择，都会对全球产生放大影响。
这正是AI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
第一个渠道是金融渠道。美国吸引全球资本，不仅因为美元的传统地位，还因为投资者越来越把美国视为AI革命的中心。围绕AI的大量乐观预期，正在被资本化到美国股票市场，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股价之中。因此，外国资金正大规模流入美国股市。
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流入和经常账户逆差，本就是国际收支恒等式的一体两面。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更想购买美国资产，尤其是美国股票，那么美国往往就会出现更大的对外逆差。换句话说，AI热潮不仅提振了华尔街，也在帮助维系美国作为全球主要逆差经济体的角色。
AI影响全球失衡的第二个渠道是贸易渠道。AI投资正在推高美国对数据中心、芯片、服务器、电力设备以及其他高科技投入品的需求。这些产品中，有些可以在美国国内生产，但并非全部都能如此。现实中，这类投资热潮往往会在短期内拉动更多进口。因此，同样一轮AI繁荣，一方面吸引资本流入美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也可能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
再把地缘政治因素加进来。
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重塑生产布局和资本流动。欧洲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在俄乌战争之前，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曾是全球主要顺差地区之一。但战争显著推高了能源成本，削弱了其工业竞争力，也压缩了欧洲的对外顺差。
这使得全球失衡进一步向其他地区集中。如果一个主要顺差地区竞争力下降，那么剩余顺差经济体就必须承担更多全球调整压力。
地缘政治还会影响投资者认为“安全”的资金投向。在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里，资本流动不再只取决于利率或增长前景，也取决于安全、联盟关系和地理位置。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最近的中东冲突，美国本土都远离主要战场。再加上美国的能源地位和深厚的金融市场，这帮助美元的避险地位得以维持，甚至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强化。
尽管全球正在探索货币体系多极化，但短期内上述因素仍然显著支撑了美元。而且这种避险溢价非常关键，它使全球资本即使在美国政策显得不可预测的时候，仍持续流向美国，也使美国更容易长期维持较大的对外逆差。
中国则展示了同一问题的另一面。
按照教科书式的逻辑，汇率本应有助于缓解失衡。一个拥有较大顺差的国家，其货币应在一段时间内趋于升值，从而削弱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吸引力。但地缘政治紧张可能打断这一过程。
当跨国企业担心制裁、关税、投资限制或供应链中断时，它们会对在中国投资更加谨慎。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能为了分散生产布局、降低风险而增加对外投资。这些因素会形成资本外流压力，并推动人民币走弱。
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也加剧了失衡。美国试图控制半导体等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结果，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芯片（HS编码854231）价值仅为2021年进口价值的三分之二。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发展其国内生产能力，客观上导致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升级，甚至增强了相关大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这意味着，汇率反映的可能不仅是贸易基本面，也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走弱并不是蓄意政策操纵的结果，更可能是外部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市场压力所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全球失衡的自动调整机制将可能失灵。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今天的全球失衡，已经不只是某些国家“储蓄太多”或“消费太多”的结果，也与技术领导地位的分布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非对称性密切相关。这也意味着，政策应对不能只依赖传统的宏观经济工具清单。汇率弹性、财政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仍然重要，但它们已经不再足以解决问题。
全球失衡的回归是真实的。但这一次证券配资门户网，故事已不再只是储蓄与消费的失衡，而是关乎AI、权力、风险，以及经济与地缘政治日益加深的交织。任何真正严肃的全球经济治理尝试，都需要充分考量这一新的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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